陈凯歌回母校北影交流 11月20日，导演陈凯歌受邀出席北京电影学院教务处与导演系联合举办的电影《霸王别姬》学术观摩，并在放映后与在场师生分享了影片从无到有的点点滴滴，标准放映厅内七百多个座位座无虚席，校内师生都很珍惜此次与陈凯歌导演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在映后交流中，陈凯歌不但真诚地感谢当年的创作团队“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与大家聊起认定张国荣就是程蝶衣的奇妙往事，坦言“这样的经验只有这一次”；更表达了自己对年轻创作者的关注与支持，直言“电影节不仅是电影的应许之地，更是代表年轻和希望的励志之地”，期盼电影节可以将目光更多地放在年轻创作者身上。陈凯歌回忆张国荣 真诚感谢众主创 叹张国荣给予唯一经验   在电影《霸王别姬》学术观摩放映后，影片导演陈凯歌登台与众位师生分享自己的心中感受。感谢了当年一同“奋战”的几百位工作人员，特别是顾长卫和陶经两位老师，作为陈凯歌导演的同届校友，“当时分别是摄影师和录音师，非常年轻，却创造出了那样壮丽的影像和雄浑的声音”，还有当时的助手和合作者张进战、白玉、美术师杨占家老师、作曲家赵季平老师，“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主演之一的张丰毅则是北电七八班表演系的佼佼者，陈凯歌导演对他的表演十分赞许，认为“他的段小楼非常精彩”，感动于张丰毅老师在影片拍摄时的全心付出。《霸王别姬》剧本历经多次修改 陈凯歌导演也更加具体细致地与大家聊起影片拍摄的缘起，从在戛纳国际电影节参赛时受到制片人徐枫的两次邀请，到与原著作者李碧华的种种交流，不但毫不吝言地将《霸王别姬》问世的头功交于徐枫，更赞李碧华“是《霸王别姬》的母亲，她的小说给影片打了极好的基础”“才高八斗，异想奇思”。李碧华作为编剧之一，也在剧本创作阶段从香港到北京，参与陈凯歌导演与另一位编剧芦苇的交流讨论。陈凯歌导演的创作习惯之一，就是在剧本阶段同编剧做长时间的交流，针对人物、情节、故事方向给出大的轮廓，再与编剧共同讨论，进而最终实现。尤其是《霸王别姬》片中时间延伸到五十年之久，剧本结构十分复杂，陈凯歌导演用半年左右的时间与李碧华、芦苇二位编剧经历了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过程，没有套路，只有对人物的理解和确认。在第一稿剧本写出后，芦苇拿着一支笔，要陈凯歌在满意的场次画个圈，不满意的再行修改，陈凯歌导演读罢，只在初稿上场次上画了几个圈，随后又带着大家进入新一轮的讨论与修改，这个稿本至今弥足珍贵。剧本经过一遍一遍打磨，不断丰富完善，尤其在剧本结尾，陈凯歌强调原著中程、段二人在香港浴室相见的结局没有力量，只有让程蝶衣追随虞姬命运的步伐才是符合人物性格逻辑唯一合理的处理。张国荣第一次听完《霸王别姬》的故事，对陈凯歌说：我就是程蝶衣   在演员的部分，陈凯歌沿着程蝶衣这个角色，自然地说到了张国荣，让陈凯歌一直念念不忘的，是他与张国荣的初见——    “我第一次见到张国荣是在剧本初稿还没完成的时候。我必须口头向他讲述这个故事，徐枫女士事先为见面做了安排，地点就在香港文华酒店的咖啡厅。日后他就是在同一座楼上一跃而下的。他非常斯文安静，我讲的很急，生怕我们有语言障碍，我讲的是普通话，而他是个讲粤语的演员。我怕我讲的打动不了他。我也在其它场合说过，他烟吸的很多，而且手指一直颤抖。在讲的过程中，我自己挺怀疑，心理上挺排斥，我就问我自己，我怎么知道他是扮演程蝶衣的合适人选呢？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不是个好演员，我的故事是发生在国内的，而他是一个香港人，他能理解那样的人物和故事吗？而我就在这儿特疯狂地讲一个可能遭到拒绝的故事。他一直不说话，就那么听着，有的时候抬头看看我，有的时候不看我。可当我全部讲完之后，我突然明白他就是程蝶衣。因为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坐在船头的，这个故事之船的船上的人，在船动起来之后的湖光山色，时时在变化，这些光影、水波都在他的脸上有所反应。我不愿意说他是在演，但是他紧追着程蝶衣，用一种非常含蓄的方法接近他、表达他、爱他。此时他站起来跟我握手说：‘谢谢你给我讲的故事，我就是程蝶衣。’这是一个令人汗毛直立的瞬间。”这也让陈凯歌认定了张国荣——“这样的经验只有这一次”。陈凯歌希望电影节多关注年轻人 追忆已惘然 盼电影节关注年轻人创造新可能  电影《霸王别姬》诞生后，在1993年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金棕榈奖，并于次年获得了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以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和最佳摄影的两个提名，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有史以来100部最佳电影之一，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力。   从《黄土地》到《霸王别姬》，导演陈凯歌的青年时代是带着作品征战各大电影节的时代，而电影节也确实给了他荣誉与支持。在陈凯歌看来，好的电影节“之所以充满魅力，成为全世界电影工作者向往的殿堂，是因为它的不可知。”“你不知道一个新的潮流会以什么样的电影形态跑了出来，不断出现的新的可能性令你惊喜。”所以，电影节“不仅是电影的应许之地，更是代表年轻和希望的励志之地”。陈凯歌认为，电影节以及如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等专业团体，应该把目光多多投向那些“为电影而欢欣、而迷茫、而痛苦、而舍弃一切的年轻人”，让他们站到领奖台上去。师生积极参与   陈凯歌导演的一番分享，打动了在场的北电师生，在其后的互动环节中，陈凯歌一一回答了台下学生提出的问题，认真专业的态度让人动容。

    网专稿  说到老师，您会想到哪些影片？《一个都不能少》、《中国合伙人》，《阳光灿烂的日子》、《孔子》？脑海中涌出片名无数，画面中的形象历历在目。然而，今天要重温的，并不是一部耳熟能详的作品。它用极具风格的手法，讲述“教书育人”的故事。这是一部让人陷入沉思的电影。     《孩子王》。高清点播 《孩子王》上 学 一则寓言    《孩子王》讲了这样一件事。    上世纪70年代，云南。     群山之中，某座丘陵顶端，一所学校孑孑独立。    新来的老师瘦如“麻杆”，与护送他的同伴一起，正向学校赶来。     一路上，他们过丛林、涉溪水、跃高山，穿过弥漫的云雾，默默走着。     半天工夫，终于平安到达。    第一堂课，这位干瘦的老师——“老杆”，发现学生们没有课本。特殊时期，山村小学领不到教材。     无奈之下，他只好开始抄写。“老杆”把课文抄在黑板上，学生们再原样誊录。     最初的几天，就在抄写中过去了。    一日，某学生拍案而起，怒斥“老杆”不会教书、糊弄应付。     “老杆”并未生气，反而笑笑，请这位学生讲解该如何授课。交流过后，“老杆”发现，原来学生们基础并未打好，有太多字不认识。     于是，干脆从零开始，每遇到生字就讲解、记忆，“老杆”的教师生涯正式上路。    那位质疑老师的学生叫王福。     他是一位极刻苦的孩子，会把所有生字另外用本子记下，几年下来，一共积累了3451个字。     那是他识字的数目。    “老杆”的课余生活颇为孤独。山野之间，似乎万籁俱寂，他可以恣意地释放情绪。     渐渐地，他找到了些许教书的方向，这就像“开悟”一般，使其领略到新天地。    学生们不仅要学习，还需劳动。学校修缮校舍，“老杆”的班负责准备230根竹料。     大家正在商议劳动事宜，可王福却与“老杆”打起了赌。     王福说自己能在前一天就把第二天劳动的作文写好。“老杆”说不可能。于是两人打赌，全班作证。     如果王福赢了，就获得“老杆”从同队知青那里拿到的字典。    第二天，“老杆”带着学生们进山，发现王福已经到了现场，并且230根料已经摆好，他的作文也已于前一天晚上写完。     原来他和父亲早早就来砍料，通宵达旦，完成了全班的活计。     王福赢了。可是“老杆”说：“字典送给你，但是事情发生之后才能记录，这个道理搬不得。”     王福没有接受馈赠。他决定把字典抄下来。    王福没黑没白地抄着。     赶上同队的知青来看“老杆”，字典真正的主人来娣就见到了王福。来娣再次提出把字典送给他，他还是没有收，只说抄下来记得牢。     王福还讲了自己的打算。这学期上完，他就要回家劳动。他说要把抄好的字典带回去。     “老杆”与来娣若有所思，心情沉重起来。    班上学生作文有了进步，“老杆”心中欢喜。他也有了一些“教书育人”的成就感。     然而，长期不讲课本的事还是被上面知道了，结果不言而喻，“老杆”也只能接受命运。     教师生活戛然而止，他并没有沮丧，反而与学生聊起心中所感。    走后，“老杆”把字典留给王福，还在桌上写了句话。     王福：     今后什么都不要抄，字典也不要抄。    回去的路依然翻山越岭，与来时别无二致。     环境衬托着“老杆”，返程的步伐似乎格外沉重。这趟教书之旅，一来一回都颇有仪式感。     “进山”又“出山”，“老杆”不像是授业者，反而更似求道之人。     教育的意义在哪里？     他已经领会了？还是仍然困惑无解？     留给观众们去感受。《孩子王》 一次象征与隐喻的大胆尝试    《孩子王》改编自阿城的同名小说。     小说很短，支撑一部电影略显单薄。不过，导演陈凯歌并不在意体量的限制。他的目的不在于照搬情节，而是希望借这个故事去探讨更多深邃的问题。      当年，陈凯歌与阿城同在云南插队，很熟。小说《孩子王》也是以知青生活为背景。对于这样的作者与文本，陈凯歌是有“呼吸感”的。     他既能完整领会原著，又可以在此基础上加入自己的内容。    “老杆”的形象就经过了陈凯歌的“再塑造”。     外形上，除干瘦之外，原著对他没有更多描述。电影里，导演把他变成邋里邋遢、不修边幅的青年。一头黑发半长不短，由于总是不洗，根根直立，更显出他散漫的个性。    “老杆”爱笑，往往是憨笑。     片中的他没什么脾气，被同队知青按在床上“整治”也不发火。他讲话慢条斯理，经常发呆出神，好像总在琢磨着什么。每次“神游”之后，又都会突然地笑起来，一脸的憨气与真诚。     这不是一张传统意义上教师的脸。     在电影里，他更像一个“探路者”，在摸索的过程中自己慢慢开悟。    导演希望“老杆”与学生之间呈现一种互相启发的关系。通过双方的“教学相长”，将观众带进一种微妙的环境，进而去展示教育背后的意义。    片中，“老杆”有若干次“凝视”，目光中别有深意。     他凝望山中之景，群峰环抱、悬崖危枝，烧山残留的树根“严阵以待”，这些画面都令他惊奇而迷惑。     他凝望自己的学生，每一个回应，每一次给老师的反馈，都能让“老杆”呆立许久。     这反复的“注视”，是导演刻意为之。    陈凯歌希望为影片制造一种“探究”的基调。他要借“老杆”的眼睛，把观众带进一个陌生又熟悉的环境。让大家随“老杆”一起，去“审视”四方，去思考教书育人的根本道理。     这是老杆“见天地”的过程，也是导演欲言又止，向观众展现内涵的手法。“老杆”第一次遇见“放牛娃“    “放牛娃”的设置是原著中没有的，而陈凯歌添加的这一笔也是“玄之又玄”。     这位放牛的孩子可以说是一直伴随着“老杆”。     “老杆”出发去学校，路上第一次碰到他。没有交流，只是呆望背影。第二次遇见”放牛娃“    “老杆”在课余时间与他第二次见面，尝试着问他：“你念书吗？我认得字，可要我教你？”男孩转身离去。     “老杆”离开学校，在“树根坟场”与其遭遇，这是第三次交集。男孩正在做“老杆”曾经做过的事情——撒尿给馋咸的老牛吃。   又是一种“打机锋”、寓言式的处理，大家可以尽情地去解读。     你可以说放牛的男孩是一种象征，他们在天地间自然生长，没有经过社会的框限，对教化有本能的抗拒。第三次遇见”放牛娃“    片尾，放牛娃在烧焦的树木中出现，场景就像两种孩童的对比。一种饱经世事，在磕绊中成长；另一种则未遭风霜，却也无法同外界交流。     你也可以说这孩子是“老杆”内心的投射。    “老杆”看到自己的学生虽然识字念书，但却不如这个山野间的娃娃自在快乐。学习的知识越多，所带来的思考就越多，痛苦与烦恼也会随之而来，这是一个悖论。     “老杆”一方面希望孩子们都受到合适的教育，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体制与模式对孩子的束缚。放牛娃，是“老杆”矛盾心理的其中一面。王福    虽然，《孩子王》的气质沉稳克制，但内里其实锋利如刀。这部电影是包含控诉和拷问的。     这种犀利比较集中地落在王福身上。     在一个发不出课本，初三学生仍然困扰于识字问题的“特殊”年代，王福是异类。     认真与执着令他在这个时代里明晃晃显眼。     他把所有生字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那种态度简直是“敬字如神”。     他无比渴求一本字典，不惜体力、不吝时间。在无法公正地赢取时，他又一次选择最笨、最倔的方式——抄写。王福抄录的字典    抄写是王福的标志，是他反抗荒诞现实的武器，也是学习的手段。可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个体的不屈真的能够换来回报吗？     王福的未来是回家劳动，对知识对“字”的渴求没有改变他的命运。     “老杆”既被王福的意志所震撼，也看到了他那无法搬动的人生。     一个孩子，竭尽全力地追求知识，有错误吗？为什么就得不到他应得的呢？     “老杆”想不通，片中他仅有的一次恼怒也是因为这个。     当然，陈凯歌也没有在电影里给出答案。导演想做的是将矛盾展现出来，点到为止，守住一部作品的分寸，也尽量去引发观众来思考。室内戏构图多紧密、逼仄室外戏则多采用”地平线式“构图    在《孩子王》中，陈凯歌使用了太多象征手法，每一处都值得讨论。不过，其中最精彩的还是体现在视觉上。     室内与室外戏的影像风格呈现两极化。     室内戏时，主体几乎“充满”画框。教室里紧凑、逼仄，画面中除人物之外，不设置留白。     室外戏则正相反。大量的“地平线式构图”，让人物与环境形成强烈对比。     教室里的“密集空间”，似乎在象征学生们的困境。室外的构图，则让人物在大自然的衬托下显得渺小无助。所隐喻的，也很可能是个体对于大环境的无力之感。    “老杆”在学校的初期，每堂课之间的“过场戏”可谓颇花心思。     第一堂课后，“老杆”吃了瘪，心中茫然无措。课余时间，他百无聊赖，对着一套碾子打发时间。     那推不动的石碾，就是困难的象征。    之后，课堂上略有起色。虽然“老杆”依然无处排遣寂寞，但多少还是欢喜了一些。     他快活地摇着袖筒，心里那份恣意，已完全在画面里表现出来。    王福的刻苦令“老杆”既惊喜又敬佩。     片中，王福走过石碾，用手轻轻扶了一下。预示着“老杆”似乎找到了突破“困难”的方法。     在过场戏中，借助某一物体的象征力量，“视觉化”地传达情绪，这是非常电影化、非常高明的手法。    室内戏里也有很多精彩的暗喻和指征。     某一堂作文课，“老杆”出的题目是“上学”。黑板上满满地写着两颗大字。    对于班里的孩子，这只是一个题目，而拍到胶片上，这两个字就具备了表意效果。     占满画面的“上学”冲击着观众的双眼，耳中传来“老杆”念作文的声音。这两个汉字已变成一种“明示”，拷问着银幕前的观众。     我们为什么来上学？我们应该怎样上学？我们上学到底有什么用处？画面左侧的涂鸦，就像”部落图腾“。    教室里的涂鸦也明显意有所指。     黑板旁边的“人”，绝不仅仅是孩子的胡乱涂抹，打眼看去，已经有一种“部落图腾”的感觉。     也许导演是想说，教室乃神圣之地，传道授业、答疑解惑，不可轻慢对待。教室梁柱上的”脚印“    教室梁柱上那一排排脚印，就像是孩子们学习的过程，也是一种对教学的期盼。     “教”与“学”，相互作用，都应该脚踏实地，一步步走稳。    “焦木坟场”这个意象，一头一尾两次出现。     陈凯歌曾解释过，这个场景的灵感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     当时的云南，草木长势过于凶猛，因而每年都要烧山，之后就会有肥料出来。     大时代的变革就像“烧山”一般，旧的东西已化为灰烬，而新的力量真的有茁壮成长吗？     那一根根“焦木”就是陈凯歌心中的疑问。    影片结尾，导演果真将“烧山”的情景呈现给了观众。     火光冲天，灼灼燎原。    用一幅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来结束这部充满隐喻的电影，导演的目的也是不言自明。    表面看去，《孩子王》的情节简单、时间跨度短、场景也相对单一。然而，真正欣赏完全片，就会发现，其简略的外表背后，有着极深邃的内涵。     这得益于创作者的大胆尝试。那些颇为“激进”的电影语言，是勇气与才华共同的产物，影片也因此被锻造成真正的艺术品。     作为一部以“教育”为主题的电影，陈凯歌并没有在片中提出很多“方法论”。他用大量隐喻所建构的是一座问题的“展示平台”。     教育的真谛，“教”与“学”的矛盾关系，环境以及时代对孩子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值得思考的内容，都已涵盖在影片当中。     不去“解答”，努力“呈现”。这是一种合理且有分寸的创作态度。    教师的工作，绝不仅仅是书本知识的传授。一位好老师对学生的影响，也绝不限于课堂之中。     《孩子王》带我们体会到“为人师表”的重大意义。     于教师节来临之际重温，再合适不过。上学，是天大的事

成龙一亮相即备受关注 2017两会隆重开幕，成龙、陈凯歌、张国立、宋丹丹、濮存昕、巩汉林等文艺界两会代表纷纷发表了自己提案，针对政治立场的高度性、《电影产业促进法》的可行性、电影市场的前瞻性、票房数据的真实性、文化自信的必要性、传统文化的继承性、甚至包括环境治理的操作性等等，多位委员表达了或积极鼓劲或严肃犀利的观点，以不同的专业和角度，审视和引领中国文化事业值得共同期待的未来。成龙（著名男演员、导演）：好莱坞的竞争是好事 加强环保公益投资谈进口片份额增加。当有记者问到关于好莱坞电影份额的不断增加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时，成龙谈了自己的感受：“是的，压力肯定会有，但这也激励着我们更努力的拍更好的电影和他们抗衡，如果只是关起门不让国外的作品进来，中国电影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票房成绩。而且国外的电影技术和科技都比我们先进，我们应该向别人学习。”谈讲好中国故事。就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成龙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出发，认为一味迎合好莱坞市场并不能拍出成功的中国电影。正是因为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拍适合自己的功夫喜剧，才最终得到了奥斯卡和世界市场的认可，成为了“中国电影名片”。用成龙的话说就是：“如果你坚持做东西，不管有没有人看到。只要你用心去做，有一天一定会有人赏识你的。”成龙同时还提到不断壮大的中国电影市场给了他坚强的后盾支持：“不是我牛，是中国市场让我牛！只要我们用心做，有14亿人做背景，只要努力就会更好地走出去，有更多外国人来找我们合作。”谈环保专利。成龙大哥向大家汇报了自己这些年在环保事业上做的工作。其中有成龙自己投资的环保专利项目，包括了“签名水瓶”以及空气清新机等等。成龙大哥表示：“我参加过很多活动，见过无数的没有被处理的矿泉水瓶，有时参加一些会议，看到很多水瓶只喝了一口就要被扔掉，我很心痛。所以我自己投资了项目，设计水瓶盖能够写下人名，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拿了专利。”同时大哥还表示自己十分关心雾霾问题：“我已经投资了有关雾霾问题的项目，请到了科学家制作了空气清新机，我不知道能不能大范围可行，但我想有机会拿过来跟大家分享，哪怕只是建言献策也好。这个科学家在我之前投资的消毒机项目中已经在国外拿过两个金奖。希望能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出一点点力。”陈凯歌（著名电影导演）：票房造假“非解决不可”，演员片酬问题“别上升到道德高度”谈《电影产业促进法》要求文艺工作者“德艺双馨”。“这四个字后头有内容，要求文艺工作者不能违法、不能吸毒、不能做违反社会公德的事，这是基本的要求。这些人在银幕上出现，都对社会有一定的责任，严格地说是应该自律，不应该给年轻人造成负面影响。馨是芳香，让一个人在艺术和品德两方面都芳香，确实很难也是很高的标准，但至少应该自律，”陈凯歌打趣道，“至少不应该臭吧。”谈票房造假。“电影法对票房注水采取惩罚性的措施特别重要。不然明明是这样一个数字，结果大幅度缩水。这首先是国家的损失，也是电影制作方面的损失。”他语气坚决地说，“要依靠国家、依靠社会公德一起努力，非解决不可。”谈演员薪酬。对于近日的片酬问题，陈凯歌有着非常理性的判断，“具体的事具体的说，要看整个制作的盘子，到底是什么样的预算。别把这事儿上升到道德高度，要看具体情况。”谈电影产业。陈凯歌：电影不是把人和事放在一个框框内，这事儿就成了。电影需要思想、艺术和技巧。我从事这个行业好多好多年了，到今天还在学习。如果把一个行业变成了金钱游戏场，要出现那种因个人享受乐趣而创作出来的精绝影片，就比较难了。当电影人成为产业的一部分，那就离马戏团不远了。所有创作者要问自己的问题是，能否坚持作为个体进行创作，但并不是说个体创作就不顾及观众了。这中间存在落差。一个国家的电影要做强确实要过“工业关”，但别本末倒置，“工业关”不是电影的灵魂，品质才是。现在特别引以为傲的四万块银幕，就好像打了四万口铁锅，但是炒什么菜，这才是我们应该问自己的。我们不是造锅的，我们是炒菜的。现在出现的严重失衡的状态，硬件高超，比如imax、全景立体声都有了，但内容还是短板。你就是个拍电影的，就应该潜心创作，沉到水底去，别老露面，这没用的。有用的是含辛茹苦、痛苦万分、纠结彷徨，最后出的那么一点作品，那才是值得追求的。我只能做品质电影，始终相信内容为王，这才是对观众最大的尊重。谈电影受众。陈凯歌：美国为什么能出一个塞林格，他能写出《麦田里的守望者》，并成为六、七十年代美国年轻人反叛的圣经？电影真正的进步、多元条件的出现，取决于能否出现叛逆的年轻观众——我期待他们的出现。比如看了娱乐电影，会说哄谁呢，要看有个性的作品。在这个时刻到来以前，总得有人做点反潮流的事，因为观众不会自动改变。我不会去和别人做票房上的攀比。拍一个迎合、讨好、取悦的作品，对我来说就是逼良为娼。青楼一入深似海，何时才能从良？从不了了。美国的观众平均年龄40岁，中国观众的平均年龄是21.5岁。我特别遗憾的是，25岁以上的人都到哪里去了。特别是人到40岁左右，应该是最有生活经验、最应该看电影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们哪里去了。我也呼吁一下，他们也应该回到电影院，这样创作能更多元一些，而不是只给非常年轻的观众拍。其实观众也要经历很多影片的淘洗，慢慢地，不论是从艺术品位，还是对电影本身的认知，都会发生变化，我对这个有期待。到时候，大家就会知道什么是好，什么不够好，标准就立起来了。刚开始饿的时候，观众逮着什么吃什么，慢慢才会追求精细化。谈“小鲜肉”。陈凯歌：我觉得他们说得大致上没错。光吐槽没有用，其实宋丹丹讲到，要告诉他们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很重要。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在我的组里没有发生过大家谈到的这些情况。我们（前辈艺术家）需要有一点反躬自问的能力。我们对创作的态度是否做到了能够让年轻演员受益，同时让他们感受到艺术原来是这么一件事，从而心向往之，而不是一味责备年轻演员。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原来我们进了一个单位，就有人来传帮带，主动教育，现在年轻演员没有这个条件。我们作为前辈艺术家，表达自己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希望这些年轻演员真正进步，了解什么是演戏，为什么要演戏。人艺的墙上写着：“戏比天大”，就是说，演戏是有极大乐趣的，我们从事这个职业不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否则就不干这一行了。我们在提出善意、温和的建议的同时，也应该知道我们有什么责任。张国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演员）：别让孩子们远离母体文化，旗帜鲜明地反对港台分裂者到大陆挣钱   谈收视率作假。张国立解释说，因为目前中国仅有一家收视率监督监控平台，因此对一些人来说“就方便了”，导致出现收视率购买和作假的现象。更因为其中原因复杂，导致没有人能够把这些事情揭发出来，把大家一起赶上了黑道。张国立还提到了近来大热的IP剧（记者注：指根据有一定数量粉丝的原创国产小说、游戏等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他表示，这就是资本的野蛮进入所造成的，“仔细想一想，这两年造成现象级的剧还是IP剧，留下来的后遗症就是到处打官司，原因包括了剧本作假、剽窃、抄袭还有数据作假等等。”谈小鲜肉。张国立还表示，许多“小鲜肉”拍戏被称为在拍表情包，时间短、拿钱多还有替身。“这个替身，跟成龙那会儿拍武打戏的替身还不一样”，他介绍，现在的替身，包括全景替身和背景替身，“只需拍他们的脸，剩下的都让替身拍。”“既然这样，你导演可以不用这样的演员啊！”张国立叹息，导演并没有不用这些“小鲜肉”的权利，因为他的背后是资本方的强硬。谈作品质量。张国立谈道：“近些年来，影视行业无论是播出平台、院线、制作机构，还是投资人都对内容缺乏敬畏之心，要颜值不要演技，要票房和收视率不要品质，要笑声不要深刻，在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下，主旋律作品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谈限韩。几年前，张国立就曾和几位业内人士一起呼吁限制韩剧，然而没有得到认可。”张国立回忆，“没有几年时间，我们电视台便涌入了大量的韩剧与韩国综艺，投资者们一味迎合，花高价抢韩国明星来拍戏。这种做法既失去了我们应有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担当，也因此容易导致我们的孩子们缺乏对于民族文化的时代认同。”张国立说，我们欣喜的看到，从2016年初开始，这样的现象得到了明显改变，但仍任重道远。谈政治立场。张国立说，我们一直以来与香港的电影人、电视人、制作人、投资人、包括台湾的相关人员有非常良好的合作，绝大部分的艺人和投资者们，包括幕后的工作人员都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也有那么极个别的人，他们是挣完这边的钱，回去就骂。”张国立说，这种情况没有得到重视，现在网民纷纷起来有根有据地（抵制）。现在还有一些播出平台、电视屏幕和电影银幕上仍默许这种情况发生，可能是出于广告商或收视率的要求。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不在意，或者我们的一点小利益让那些人在这儿挣完了钱，回去再伤害我们。演艺界的人应该有政治高度和政治立场，爱国也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张国立建议，有关部门应该重视这种现象，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分裂祖国的思想和搞台独的人到我们这儿来挣钱。谈文化自信。张国立则建议，对文化市场的整体布局要有预见性和前瞻性，要像电影立法对虚假票房的惩罚力度一样抵制收视率作假，不能只看收视率，而失去对好作品的判断力；对外来文化的管理要更加规范，落实好已经制定的网台统一审查标准的新政策，不流于表象。“文化要自信，既不因噎废食，也不放任自流；对引进的模式一定要管控，大力支持自主创新。”陈道明（全国政协委员、演员）：拍戏就该吃苦 不会拍抗日神剧和伪历史剧谈演员“高片酬，不敬业”。演员应该有一种行业的文化自觉，一种鉴别能力，能够对社会输出良性的情感。陈道明说，“抗日神剧我是坚决不会拍的。”他认为抗日题材作品牵扯到一个正确的历史观问题，一些“抗日神剧”对真实的历史刻意加工、歪曲，对青年一代认识历史、了解历史会产生很大误区。陈道明承认，演员确实和普通人不一样。因为演员有一种放大的效应，所以要更严格的要求自己。“对自己约束，不是什么话什么事都能做。”当前一些演员“问题层出不穷”，根源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职业观。在陈道明看来，“认真工作，全心创作”是作为一名演员的职业操守，“演员拿的就是这份钱，就应该吃苦”，不应该把拍戏受伤变成宣传噱头。在如今的娱乐圈中，演员高片酬问题广受关注。对此，陈道明表示，自己看重的并不是拿了多少钱，应不应该，而是有没有认真地完成自己的职业，是不是对得起观众。陈道明认为，文化是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需要行业的文化自觉，提高演员的鉴别意识及文化觉悟，才能全方面的提升。谈怪现象。陈道明认为，“神剧黑科技”“替身演戏”只不过是影视产业深层矛盾的表层“怪现状”。陈道明在两会期间受访中透露，有些剧自己是拒绝的，比如抗日神剧、伪历史剧。“它不光是一个电视剧的问题，牵扯到一个正确的历史观问题，我想90后、00后、10后，将来看现在的抗日剧，是不是认为抗日就是那样，穿着皮大衣，拿着驳壳枪，男的像潘安，女的像柳如是。”陈道明说，“这个只有靠行业的文化自觉，我作为我们演员，提高自己的鉴别意识，文化觉悟一点点提高，辨识度一点点提高，这得需要多漫长的爬坡。” 张丕民（中广联合会副会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电影市场井喷只是个别情况，电影市场化改革10年初显成效谈2016年票房“跳水”。“冷静分析，2015年的高涨和16年的下滑，不仅是拧干了市场的水分，也不仅是买票房的问题。”张丕民认为，“现在有的还在买，所以具体原因还要深入分析。”他认为，2015年的票房高涨经历了一个积累的过程，并不是非理性的突飞猛进。“12年，‘十二五’规划把县城影院数字化建设写进纲要，13年才在河北开了现场会，14年全国支持基金才到位，而县城的票房增量才是15年增量最大的地方。所以2015年出现了大规模的增幅。”那么以后还会不会出现2015年似的票房增长？“我们现在谈三线四线市场，有钱的地方发达的地方会逐渐的建设、稳定的发展，这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张丕民判断，“出现井喷的状态只是个别，偶尔可能还会，但新常态就是稳中有进。”谈电影市场化改革。“中国电影加速发展十余年，院线制改革彻底打破旧的发行体制，电影制片改革降低门槛，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这两个生产力解放，才使影院体系加速发展，创作也有了加速度提升。这是对中国电影10多年改革实践的最好证明。”谈审查制度改革。“《电影产业促进法》考虑到了不适宜儿童观看电影的问题，所以让影院加入一种提示，这是为了真正使观众知道影片是什么内容，也是为了保护少年儿童。”以电影为例谈文化走出去。“电影是舶来品，靠镜头说话。在‘一带一路’工程实施的过程当中，制片厂、发行公司都在调研，通过合拍、互办电影节等方式，使大家在文化上互相了解。电影局也出台了‘普天同映’工程。” 刘星（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副厂长，国家一级编剧）：对“小鲜肉”不排斥不带敌意，中国电影应补上科学技术短板谈《电影产业促进法》要求文艺工作者“德艺双馨”。“是个约束也是个鞭策，对于一直秉承职业道德、德艺双馨的人是个褒奖，确实应该补上这一课。”谈“小鲜肉”与片酬。“要加以教育加以引导，不要排斥、不带敌意，他们对文艺事业作出的贡献应该给予鼓励，毕竟每个人都从年轻走过。”刘星非常宽容地说，“有句话叫做，年轻人犯错，上帝都可以谅解。他们刚刚步入这个行当，文艺界很复杂，是个名利场，谁走进来都可能走弯路。要多报道他们的正面，不要将他们推到另外一个地方。”谈电影中的科技运用短板。“科学技术一定要与文化文艺相结合。在我国，科学技术与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但跟文化艺术的合作很鲜见。美国好莱坞以技术带动内容、故事发展的趋势很明显，并且事半而功倍。中国电影工作者在展示科技方面还有欠缺。” 王兴东（一级电影编剧）：中国人看电影票房“有点阿Q”，现在是全民导演的年代谈电影市场“虚火”。“去年票房是460多个亿，一半被美国人拿走了，我们从美国拿回多少？没拿回来就是贸易逆差。第二，剩下的200多个亿，其中有多少投资成本？大量投资都没有票房。票房怎么能这么算，中国人是不是有点阿Q？”谈《电影产业促进法》对编剧的好处。王兴东告诉记者，近几年他一直在呼吁编剧地位的上升，《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二章第十二条也实实在在地写了进去，“国家鼓励电影剧本创作和题材、体裁、形式、手段等创新，鼓励电影学术研讨和业务交流。”谈片酬与“全民导演”。“我是编剧，最应该提高的是编剧的版权费，现在的影视作品不宣传编剧，编剧地位下降，原创质量自然上不去。”王兴东很感慨，“近两年编剧行业的最大变化，是编剧去做导演了，薛晓路、曹保平都在自编自导。以前当一个导演很不容易，现在都能坐在那儿看机器自己拍。现在的拍摄技术也简单了，全民都可以做导演。”高满堂（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编剧）：，创作者应该担负起责任 现实主义题材审查应和网剧标准一致谈现实主义题材。高满堂说，现实主义题材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了。一听现实主义，就觉得是严肃的、深刻的。也不完全是这样。现实主义秉持的原则就是两个字，真实。但传统的现实主义也得与时俱进，在表现手法上要贴近热点、贴近现实。在创作中跟现实紧密结合，更具现实意义，更有话题感，这样的剧照样会受到观众喜爱。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上，人越来越少。电视剧离现实主义越来越远了。大家沉浸在一片鬼怪神仙侠、古代偶像剧、青春偶像剧中。任何艺术这么单一化，都会有问题。比如现在的状况就是，中老年人没有好的电视剧可以看了。政府现在对文化方面投入很多，但我的建议是，投入的同时要加强监管。比如，对现实主义题材审查，应该和网络剧、IP剧的标准一致。再者就是演员高片酬要控制。谈编剧行业。高满堂认为，编剧谁都可以搞。现在一个网络IP，十来万字，都卖到上千万元了。一夜暴富只是一个暂时现象。出现一些好编剧，一夜暴富的编剧都有，但是大量编剧还需要漫长的努力。这个行业最终拼实力。不是百米赛，而是马拉松，需要漫长的奔跑。中国电视剧娱乐至死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现在还在发展，这一点，我不太乐观，也没有看到太多改变。谈“小鲜肉”。高满堂表示，目前电视剧行业出现的各种现象，让他觉得心痛，但又很无力。“我和（张）国立这代人，每次谈起这个问题，真的想大哭一场。”现在拍摄一部1亿成本的电视剧，要请到这些当红小鲜肉，片酬基本在七八千万之间，只有两三千万留给导演、编剧、团队和后期制作。因为没有钱做后续，造成大量的垃圾作品出现，这已经变成了新常态。巩汉林（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小品演员）：德艺双馨应纳入法典 坚持文化自信“走出去”谈德艺双馨。巩汉林称：“其实早就应该提出要求艺人德艺双馨的。另外，把它纳入到法典中我觉得就更好了。其实以前我们也一直在强调，从中国文联的角度，从中宣部的角度，一再强调德艺双馨。我是在07年被评为‘德艺双馨’，那一年也有许多年轻的艺术家。现在也是，两年一次，一年一次也都在评。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这类工作确实有社会符号，而且有导向性。那么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就会在主流社会，在文化传播这方面，起到他（她）该起的作用。这是很重要的。”谈中国文化“走出去”。巩汉林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有助于让海外了解中国，送中国文化到海外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他还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中国文化海外行的战略，设立“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基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领先性的，可以代表当代中国风格的，也要选择一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小文化、微文化进行传播。”巩汉林还透露今年提案关注点在坚持文化自信，传播中国文化，“海外不了解中国人到底怎么想怎么做，要让海外了解我们，这就是中国的思想价值所在。”巩汉林还表示，“中国的强大，只能带来稳定富足，中国在搞建设，会让世界得到中国经济发展提升带来的福利。”宋春丽（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演员）：过于关注小鲜肉的现象需要媒体正确引导谈小鲜肉。“不能说整个社会没有这个氛围，但起码是很小的。我们的孩子们关注的是那些小鲜肉们，关心他们今天又跟谁好了，今天又离婚了……不关心其他的。”此时记者表示需要正确引导，坦率的宋春丽直言：“这是你们的工作！”言下之意，这种乱象亟待媒体监督。谈潮流。宋春丽谈到：“商业大潮的冲击，人们都急功近利。”她坦言大家为了生存需要妥协于潮流，观众对传统的节目模式无法产生热情，因此吸引眼球的内容成为了热点。奚美娟（全国人大代表、著名演员）：青年演员的演技需时间与历练 一直为文化事业奔走  谈《电影产业促进法》。  奚美娟说，我们这代人当了人大代表以后，谢铁骊老师就说咱们一代一代人接力呼吁。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年终于出台，我心里真的挺欣慰的。《电影产业促进法》是第一部电影法，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我们需要一部电影方面的法律。因为现在的电影产业蓬勃发展，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如果没有一部法律、不能依法治理的话是说不过去的。  谈加强文化市场监管。  奚美娟认为，对于文化市场的监管，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一个工作，尤其是现在繁荣复杂的电影市场条件下。我刚刚开始当代表的时候，全年票房连20亿都不到，现在已经发展到几百亿的体量。从这方面来讲，确实是一件非常令人欣慰，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另一方面，确实也有一些乱象，比如虚报收视率、瞒报票房、作品抄袭等，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在反映，很多记者也跟我们提。  虽然这些现象在整个行业当中是非常少量的，但是它造成的破坏力很大，尤其是在社会上的破坏力非常大。它破坏的是整个行业的诚信度，甚至影响到整个文化生态，不光是一个表面的经济利益问题。所以在影视行业繁荣发展的今天，需要越来越规范这个市场、对文化市场的监管是非常重要的。  谈社会资本。  在奚美娟看来，引入这些资金的同时，政府应该有一些引导。因为文化产业毕竟是一个特殊行业，除了单一的利益以外，我觉得还需要一些情怀，政府或者有关方面能够引导一些这样的资金带着情怀进入文化产业、文化事业。  当大量的社会资金进入电影行业的时候，可以引导这部分投资前移，它可以资助一些编剧、主创人员，让他们偶尔深入到生活当中去。在这样一个诱惑很大、相对浮躁的社会当中，有了资金的支持可以让他们安下心来，好好地进行艺术创作，写出好的剧本。谈行业乱象。奚美娟觉得，这些现象里总有一些资本的影子，因为资本逐利，要速度、要回报，他们以为只要几张脸就可以了，这个是个误区。当然使用这几张脸也有一定的收视率，可能收视率还挺高，所以有的投资者觉得，不尊重所谓的艺术创作规律也能有收视率。 艺术是一个养心的行业，它是让人更有情怀、更有精神、更有灵魂的东西。在我们所有的人成长过程当中，也许一部文学作品、一部电影就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走向。真正好的作品，有这样的引领作用，所以在目前这种乱象确实不好，但是我觉得这是个别现象，不是整个影视行业的普遍现象。  谈青年演员。奚美娟称，我们的三大影视艺术院校——上戏、中戏、北电，对年轻人在基本的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是有的。年轻人在毕业之后，基本还是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地积累演技，但是一旦投到这个社会，社会资本、媒体娱乐、粉丝经济，各种元素杂混在一起，把年轻人弄的都浮躁了。突然有一部戏出来以后，就受到热烈的追捧，让他觉得成功很简单。其实从艺术创作的规律，或者人的成长的规律来说，成功需要时间和经验，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艺术人才也不例外，需要一个正确的社会评价体系，需要一定的、很好的引导，这需要大家共同联动、需要社会的方方面面来做好这件事儿。。 我经常举“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例子，他应该说是全世界粉丝最多的年轻演员。他前四次提名奥斯卡都没有得奖，每一次都那么努力，但是每一次都遇到实力派。奥斯卡在评价体系方面，有它的专业标准——那就是你可以去赚钱、可以有粉丝、可以有知名度，但是想要得奖还是得按我的专业标准。这样的评价体系会让行业里的老中青演员产生一种对自己职业的敬畏，整个行业会慢慢进入一种良性的文化生态。姜昆（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相声演员）：重视传统文化教育 关注未成年人安全  在谈到传统文化教育时，姜昆表示：“对于传统教育的落实情况，例如课时的保证，教材内容等等教育部门还需要再努力。”同时，对于未成年人的安全问题，姜昆也感到十分担忧：“目前环境下对于未成年人的安全保障依然力度不够，因此希望提高未成年人意外伤害赔偿，来警示那些违法行为。”廖昌永（人大代表、著名歌唱家）：谈文化走出去 必须体现中国精神谈IP改编热潮。对于近年来的IP改编热潮，廖昌永代表首先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样，以及强大的生命力，所以，中国人对我们的文化应该有高度的自信。电影应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能够拍摄的题材是非常多的。但是，观众在当下的大银幕上看到的东西是很少的，大量的作品都是跟风拍摄的，观众接受到的文化“面”很窄，也让观众丧失了兴趣。影视创作者应该端正态度，真正能够为观众、评委所喜爱的恰恰是走心的作品，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些说真话、演真情，尊重历史事实、尊重文化传统的作品。希望影视工作者能够创作出反映中国精神、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好作品，而中国文化想要走出去，需要的也恰恰是这类作品。 谈文化输出。廖昌永说，在这个多元的世界，我们拿什么获得文化认同？正如傅莹同志所说，中国是一个“大块头”。当“大块头”就这么走上世界舞台的时候，世界并不了解它的性格、品格。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把中国故事讲好，不能很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那别人一定会对中国产生各种误会、误解。所以作品一定要体现中国人的人文情怀、审美情趣，以及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让世界理解了中国才能够赢得世界的尊重。谈青年演员。 廖昌永认为不应该全部用负面的眼光来看，有一些青年演员出演了一些很好的作品。当然，不好的现象确实存在，青年演员使用各种替身的现象屡见不鲜。影视公司为了收视率、点击率、票房，频繁地使用这些青年演员，纵容他们使用武术替身、舞蹈替身，甚至文戏都要找替身，从敬业角度讲这是职业道德的滑坡。阎维文（政协委员、歌唱家）：注重传承 民歌应该从娃娃抓起“挖掘整理民歌资源只是基础性工作，要让民歌传承下去，关键还得扩大民歌的受众群体。”为了让更多年轻人听民歌、唱民歌，阎维文委员开通了微博、微信，推出了微信公众号，还办起了民族声乐大师班。他把自己挖掘整理并创新编创的民歌放到网上，并向年轻的听众介绍每首民歌背后的故事，“用‘网生代’的思维跟他们沟通交流”。今年，阎维文委员提交了《民歌要从娃娃抓起》的提案，希望民歌成为小学音乐教育必修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母亲做的饭菜最香甜，那是因为这种味觉上的记忆是从小养成的。让孩子们从小就听民歌、唱民歌，就能让他们形成听觉上的记忆，他们长大了自然会喜欢民歌。”阎维文委员说，“如果有一天，年轻的观众能像他们的父母、爷爷奶奶一样对我说一句‘我喜欢听你的歌’，那将是我此生最大的满足。”郁钧剑（中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演艺中心主任、总政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谈艺考：艺人霸屏靠一夜成名 鲜有科班出身郁钧剑在两会中谈到了他对于艺考的看法：“现在所有的平台对他们来说没有用，这些平台大都属于一些一夜之间成名的艺人。所以我对他们十分担忧。这些孩子从音乐学院毕业唱歌的，学了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但是现在唱歌的平台并不属于他们。所有的歌唱平台对于专业歌唱演员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电影学院、戏剧学院的孩子，父母花费多少钱培养他们，但是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有几个是真正通过科班教育出来的？所以这是我对以后文艺界的一种担忧。”陈思思（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歌唱家）：让网络直播在创新中“绿色发展”陈思思表示，网络直播平台承载了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功能，建议既要开放包容地促进网络直播发展，又要引导规范这个新兴的文化传播形式。“政策监管越严格越是好事。”陈思思认为，监管部门应当有针对性地制定网络直播行业的准入标准，建议政府出台更加清晰的细则，在现有规则基础上细化完善，加强监管，引导网络直播良性发展。同时，要对网络直播的内容进行规范，对于违反规矩的直播行为也要有相应惩罚机制。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同等重要。”陈思思呼吁直播平台严格自查自纠，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积极倡导正能量。直播也是传统文化创新和发扬的重要渠道。陈思思说，“要积极探索‘直播＋’的更大空间，如‘直播＋戏剧’‘直播＋歌舞’‘直播＋民乐’等”，让传统文化利用直播的新兴形式，得到更好继承和发扬，“我们要因势利导，以自信的文化态度，在对其进行监管的同时鼓励创新。落实社会责任，做好文化传播，通过更高效的传播，不断丰富年轻人的文娱生活。”陈思思说。宋丹丹（著名演员）：青年演员应学会“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谈德艺观。3月6日，宋丹丹在参与两会时表达了对青年演员“德艺观”的看法，认为当下“一夜成名”的小鲜肉们缺少正确的价值观指导，青年演员应学会“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她从切身经历出发，谈到自己入行之时有老师手把手教导“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濮存昕父亲苏民老师还赠予她一把扇子，上面书写着《文心雕龙》中的名言：“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让她受益匪浅。谈一夜成名。  相比之下，她认为现在没有人来教育一夜成名的年轻演员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现在的‘小孩’一夜之间就成了明星了，一下就有几千万粉丝...我们现在社会的价值观往往认为有名有钱就是成功人士。他们很小就成为‘成功人士’了，但他们有很多事情还不懂，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人。而今天，我们已经丢失了引领那些一夜成名的年轻人的阵地。”濮存昕（著名演员）：注意修行“求冠居亚” 明星不能只想挣钱和出名    在两天前的政协文艺界小组讨论会上，濮存昕表示，艺术界人才培养情况令他担心。他说，要是五十年之后，文艺界的明星们脑子里想的只是挣钱和出名的事情就糟了。    濮存昕说：“在文化上、文艺上，要注意自己的修行。我们自己的行当能不能赶上我们的老师、前辈们。比如有四大名旦、四大须生，我们当代能不能出大艺术家。我自己给自己想了个词，叫‘求冠居亚’。我不要当冠军，但我要做冠军的事情，甘当第二、甘当第三，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好好的。好东西是有人看的。我们坚持了下来，而且我们就演老戏，一场900个观众。我打个比喻，好像割麦子，一下900，一下900，就这么一点点割下去。有人对我说看过我的话剧，在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里，我会觉得很高兴，觉得没白活。”（下一页：朱军、崔永元、白岩松、曹可凡、徐沛东等）

共6张  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妖猫传》正在紧张后期制作中，定档今年12月22日上映。春节期间，陈凯歌忙中偷闲来到综艺节目《熟悉的味道》，以拿手好菜向陪伴20年的妻子陈红表达感谢：“我与韶光共憔悴，而我们一如当初”，一向低调的两人不经意间频出暖心情话，尤其小儿子陈飞宇惊喜出现，陈红幸福落泪，令观众感慨“宇宙第一夫妇在情人节爆撒狗粮，天下情侣该如何应对？”陈凯歌综艺首谈感情观  与陈红“金风玉露一相逢”鲜少与媒体谈及感情的陈凯歌，一直以他特有的方式在做表达。去年8月在电影《妖猫传》的开机仪式上，陈凯歌就曾表示非常感谢作为制片人的妻子陈红的艰苦付出，“她起得比谁都早，走的比谁都晚。”杀青派对上也将最重要一杯酒献给陈红，两人一同干杯默契十足。此次陈凯歌在《妖猫传》拍摄结束、后期攻坚的空隙现身综艺，以擅长的拿手好菜表达内心话语，而这四道菜——红烧肉元宝蛋、砂锅酿豆腐、冬笋炒牛肉丝、莴笋炒黑木耳，正是陈凯歌20年前向陈红表白求婚时所做的菜。陈凯歌表示，若要形容他与陈红二十年的感情，便是“金风玉露一相逢”，并且坦诚是陈红调动了他在婚姻上爱情上的专注度。多年的婚姻生活缓缓走过，如今陈凯歌与陈红两人坐在饭桌上时还能四目相对。不过也是因为心有灵犀太默契，陈凯歌按照节目组要求设下的惊喜“谜题”总是能被陈红一秒堪破，不按套路出牌的两人令剧情变化一度跌宕起伏，引得主持人都大呼充满未知，“无法再录下去”。小儿子“妖猫铲屎官”惊喜现身  一家齐聚感动流泪风雨同舟二十年，当提出给陈红准备惊喜时，陈凯歌表示“在好的婚姻里头，没什么惊喜。当不准备的时候，惊喜自然就来了。”而这自然到来的最大惊喜就是小儿子陈飞宇的突然出现，他接到爸爸电话从美国飞回，当陈红摘下眼罩的那一刻，惊喜雀跃全都写在这位母亲的脸上。在《妖猫传》拍摄期间，陈飞宇曾作为妖猫Luna的“铲屎官”在剧组实习，电影拍摄结束后便飞回美国继续学业。他透露其实爸爸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人，二十年来给妈妈准备的惊喜从不重样。此次陈凯歌给陈红的礼物就十分出其不意，12双袜子，叮嘱妻子要改掉不穿袜子的习惯，“别总想着别人，也该照顾自己了”，平平淡淡一句话令陈红瞬间感动泪奔，而陈红也用生活中最常见的小物件——梳子赠给陈凯歌，一头一尾足见默契。不少观众感慨表示，婚姻二十年还能如此恩爱，不得不佩服陈凯歌陈红夫妇，“情话已经铸入二十年的时光”，大概就是最好的情话了。

共12张     今日（8月5日），陈凯歌导演新片《妖猫传》在湖北襄阳唐城影视基地低调举行开机仪式。和陈凯歌前作《道士下山》一样，剧组并未邀请媒体参加，剧中主演也未官宣。    陈凯歌的新片《妖猫传》于今年2月正式立项，影片主要讲述的是晚唐时期，金吾卫陈云樵府中有妖猫入侵，长安城笼罩在诡异氛围中，诗人白乐天奉命调查此事，结识了僧人空海，两人抽丝剥茧步步深入，还原了一段震惊世人的历史真相。    《妖猫传》就是陈凯歌筹备多年的《沙门空海》，后改名成此。其改编自日本作家梦枕貘历时15年创作出的魔幻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以入大唐求密宗佛法的日本高僧空海为主角、白居易的《长恨歌》为主脉，讲述了因杨贵妃之死引发的一连串诡异且柔情的故事。而《妖猫传》的编剧王蕙玲则是李安导演多部影片的编剧，如《卧虎藏龙》《饮食男女》等，吴宇森的影片《太平轮》也曾有她的参与。    《妖猫传》的拍摄地襄阳唐城影视基地是陈凯歌夫妇特地为新片打造的1：1的古城实景，自《道士下山》结束拍摄之后，陈凯歌与陈红便去此地勘景，建造此城。    目前关于《妖猫传》的主演人选，网上也是猜测不断，此前有爆料称至少有八位中日大牌明星将加盟，《妖猫传》是一部中日合拍片，日本方面角川映画公司对此也很重视，但是官方并未宣布演员阵容。    今日，网上已爆料出《妖猫传》低调开机的图片，该片拍摄即将开始，影片上映将要等到2017年。

共14张     6月16日下午，“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院长陈凯歌及首席教授媒体见面会”在第十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举办。著名导演、上海电影学院院长陈凯歌，著名导演、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田壮壮，著名表演艺术家奚美娟教授，著名摄影师赵晓时教授出席活动并发表了讲话，希望把几位电影界专业人士在一线奋斗的经验通过更强调实践的教育传授给年轻学子。    之后，“中国电影教育国际化+电影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高峰论坛”也随之召开。上海戏剧学院电影电视学院院长胡雪桦主持了论坛，陈凯歌与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主席、韩国东西大学林权泽电影影像艺术学部学部长李庸观，USC电影艺术学院副院长艾伦·贝克（Alan Baker），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副教授大卫·欧文（David  Irving）， UCLA戏剧电影电视学院副院长杰佛里·伯克（Jeffery  Burke）作为嘉宾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先全知后分系才是“以学生为本” 招生模式需改变    在本次论坛上，陈凯歌重申了他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的全知教育构想，希望改变现有电影类高校一上来就让学生分好专业科系的模式，尝试前几年先做全知教育，让学生加深对电影方方面面的了解再选择自己未来的方向，这样做才是真正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以学生为本”。同时，陈凯歌对田壮壮要求本科毕业生考他的研究生之前先去干三年再回来读书的做法表示认同：“经验告诉我们，‘从学校到学校’的教育培养不出好导演，想成为好导演一定要有社会经验。”    事实上，陈凯歌的想法在在场三位美国教育家的高校电影学院早已成为现实。艾伦·贝克表示，USC、NYU与UCLA都是研究型大学，在最开始的阶段，有必修课的设立，也让学生自行选修其他感兴趣的课程。同时，“虽然多数影片开头会署名导演是谁，但电影是集体创作的结果”，三所学校都鼓励学生参与集体创作，在实践中理解其他的学科和工种，给学生们各种机会尝试。    而来自韩国的李庸观则表明，过去五十年，韩国的电影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在模仿美国，“我任职的韩国东西大学里面，有很多教授都曾经在美国求学的。在过去的50年里面，我们很多电影方面的人才都是接受美国式的教育，在最近这些年来我们在强化有关亚洲方面，或者韩国传统方面的某些教育……同时，我们也和釜山国际电影节合作，我们成立了AFA，我们的学生可以每年有机会和参加活动的工作人员一起共事。”“因人设课”很多时候是种错误  “大师”是教不出来的    “中国的大学教育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因人设课’比较多，”张会军说道：“学校机构有什么人才决定开什么样的课，实际有很多是错误的。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或者是电影教育，应该是这个行业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来决定设立什么样的课程、讲述什么样的内容，每个阶段讲述到什么程度，然后根据这些课程和内容的程度请不同的人。这就涉及到很多对教师的聘任、体制的变化和创新改革。”    同时，张会军反思我国的电影学院教育应该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和计划：“是不是我们的大学教育把目标定得太高了，没听过美国的这些学校说，我们一定要培养大师，没有，好像都是培养一个合格的、胜任的电影从业人员就行了。    ‘大师’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是自己成长起来的，是他在工作和创新当中去摸索然后总结出来的，老师是教不会的。老师只能教给他一点知识，一些技巧，一些方法，说一些经验，说一些教训。然后告诉他们，往哪条路上走。”人才如何与产业接轨？要为高校学子建立完善的实习机制    陈凯歌透露自己会带一帮2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身边，全程参与到自己作品的创作中。“他们在过程当中完全明白了拍摄一部电影的全部过程，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是从我这里学的，但是从整个摄制组里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我觉得这种实习制度非常好。这次我马上要拍戏了，申请报名的人挺多，甚至包括我自己的儿子。他们积极申请说假期必须要一直跟着你。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艾伦·贝克则告诉我们，USC与好莱坞各大制片厂的制片人关系很好。这些制片厂会请USC的学生去做实习生。大卫·欧文也表示会安排学生去纽约一些电影公司，而他们的学习方式主要是从七八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的“学徒制”。高新技术学校都做了回应 但想象力培养跟得上吗？    针对电影拍摄的数字化大潮以及目前VR、AR等新技术的变革，在场的中外教育家纷纷表示自己的学校都对高新科技对行业的影响作出了回应。几乎每个学校都会请来业内人士为学生展示未来的可能性并和学生做互动，有些专业人士还会成为兼职教师。而艾伦·贝克甚至透露USC有一整栋大楼专门从事高新科技的研究。    李庸观则表示东西大学拥有的设备以及课程可能是亚洲最好的，但这也带来了新的烦恼：“目前韩国电影正在迎来一个文艺复兴时期。可是在我们的教育现场，我们所经历的困难却是过去50年当中最严峻的困难……目前整个数字技术以及高科技发展得非常迅猛，为了适应这样的潮流，我们不断学习技术上的东西，可是有关人文方面或者想象力方面的培养却是落后的。”     “技术虽然在不断地发展，但作为电影从业人来说人文方面的素养，以及历史高度的眼界，以及在讲故事方面的创新能力，永远都是最重要的，”李庸观说。

共21张    5月4日晚，已故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在京首映，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等领导莅临现场，影陶泽如、李岷城、嵇波等影片主演悉数出席。此外，陈凯歌、谢飞、何平、管虎、张扬、李玉、颜丙燕、吴若甫、保剑锋、苏阳等数十位吴天明的仰慕者也前来助阵，共同追忆这位大导演。影片将于5月6日全国公映。  作为吴天明导演的最后一部作品，《百鸟朝凤》在整个电影圈得到了前所未见的支持，以方励为首的一百位发行志愿者为其奔走，全国九大影业发布联合声明，为影片壮声势。《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陕北的唢呐艺人的故事，首映礼当天也有数十位陕北唢呐艺人集体吹奏这首唢呐名曲《百鸟朝凤》，其中还有一位艺人激动地说：“五一假期是我们唢呐艺人最赚钱的时候，但是为了吴天明导演我们都来了北京，钱不赚了！”  “在吴天明导演去世两年、《百鸟朝凤》拍摄三年之后做这次公映，是对吴老师的纪念，也是对中国电影传统文化的敬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在致辞中提到，中国正走在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的道路上，《百鸟朝凤》对于学习老一辈电影人坚守中国电影传统美学及现实主义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著名导演谢飞表示，《百鸟朝凤》塑造了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反应了吴天明“不信邪”的精神。影片公映同天，《美国队长3》也将正式登陆内地院线，这对现实主义题材的《百鸟朝凤》在排片量上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谢飞感概道：“不是吴天明的电影变坏了，他的电影当年特别受欢迎，上万人冒雨观看，而是我们现在的文化市场走偏了。发行这部电影，我们也都要不信邪，来为我们的电影市场创造更健康的生态。”  早年间，吴天明曾担任西影厂厂长，也凭借他的坚持与努力扶植了张艺谋等多位重量级的第五代导演。作为后辈的管虎也坦言，西影厂的崛起全靠吴天明导演的个人魅力，“他是一个非常有活力、有气血的男人，中国电影需要这些顶梁柱。” 在张扬执导的《飞越老人院》中，吴天明也曾扮演重要角色，对于这位生活中要称他一声叔叔的长辈，张扬如此形容：“他在现场是最活蹦乱跳的，爱搞怪，现场他也会给我提出一些意见，后来还给我们拍了一部微电影，跑着跑着摔地上了，把我们都吓坏了，可是老头站起来拍拍裤子，笑呵呵跟我们说没事儿没事儿。”

本文首发于电影涨资势，欢迎关注（微信搜索filmmore）   3月16日，热热闹闹的“两会”顺利闭幕。针对过去一年中国影视行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文艺界的代表们各抒己见，从教育改革、法律规范、产业建设、行业乱象等多个层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文艺委员”们今年都说了啥：【谈法律规范】张丕民：票房造假必须严打 王长田：立法应对电影产业减税   2月中国电影总票房约为69亿元（约10.6亿美元），首次超越北美，月度票房总量跃居世界第一。但近日个别影片、部分影院被曝出虚假拍片、注水票房也让一些行业乱象浮出水面。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张丕民认为，产生这种事情的根源就是趋利，市场不规范，趋利者有空子可以钻，从而坑害了整个产业，也会给官方决策带来失误。张丕民表示，一个不健全、不规范的市场是阻碍产业发展的。政府及时出台一些措施制止是可以，但没有法律支撑做起来会越位的，要呼吁电影法尽快出台。   而在2015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这部“中国电影第一法案”即将登上历史舞台。对于这一法案，北京市政协委员、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表示欢迎，但对法案中未提及电影分级表示遗憾。   同时，王长田不无忧虑地指出税负过重问题在电影企业的经营中显得尤为突出，针对影视主创人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太高。他表示，希望电影立法能够对电影这个内容产业进行较大程度的松绑，包括内容题材上以及更为简化的管理程序上。 王兴东：剽窃抄袭要严惩 法律应加大力度保护原创者利益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表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原创是竞争的力量。”  同时，他几乎是痛心疾首地批判当下的文艺创作心态浮躁：“改编的多了，原创的少了；模仿的多了，创新的少了；离银行近了，离生活远了；离网络近了，离群众远了。嚼别人嚼过的馍，踩别人的脚印走，拆别人的旧毛衣重织一遍，买外国的版权贴中国的标签。”  面对激烈的竞争，如何提纲文艺原创能力？王兴东建议：  一、全面提高保护原创的法度，加强打击侵权的力度。抄袭剽窃者应列入黑名单，整肃行业道德。  二、提升尊重原创的温度，体现内容为王的高度。内容为王，原创为首，其艰辛的发明和艰苦创造的成果，是整个文化产业链条的命根子，理应受到尊重。  三、原创享有衍生产品的额度，才能克服有数量无质量的创作态度。原创者应对其作品享有类似物权的控制权利，终身受益。  四、作者扎根生活的深度，决定原创质量的精度。应加大扶持作者深入生活，孵化原创，重奖原创。下一页：谈教育改革

《道士山下》剧照微博截图全真龙们派道长李诚夏微博截图 近日，网传道教协会发布声明，斥责陈凯歌电影《道士山下》播出后，受到道教界严正谴责，称此片丑化道教，要求立即停播并向道教界及社会公开道歉，消除影响。导演冯小刚发微博：“妖协要求《捉妖记》道歉。”疑似力挺《道士下山》，讽刺道教协会。7月19日，道教网通过微博质疑此声明，称疑点重重，有炒作嫌疑。质疑发出不久，全真龙们派道长李诚夏发布微博附上新闻链接：中国道教协会新闻发言人孟至岭道长对记者表示，《道士下山》的制片方之前与中国道协有沟通，并按照要求对于剧情做了修改，因此道协对于影片持有包容心态。谴责声明并非由道协发出，至于是否孟崇然以个人名义发出尚待核实。7月19日17点50分，道教网站——道门网通过微博质疑：“道教界请陈凯歌道歉声明”，称：“道教界请陈凯歌道歉声明”疑点重重，一，为什么不在上映之前发布此消息，反而在过了《道士下山》热映之后发布。二，此类语气道歉文章，在之前道友微信朋友圈被转发过很多。三，违反法律，应该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如文章所说，何须声明。四，媒体炒作应需要有节操，未经核实消息请勿发布，娱乐道教。”道门网微博截图导演刘猛与道门网对话刘猛的微博截图然而时间到了晚上19点左右道门网受到匿名攻击，无法打开。官博盛怒，连续发布微博：“道门网 网站目前无法打开，服务器遭受不明来历攻击。某些人有点节操好不好，酆都欢迎您。”、“某些人炒作，选择星期天中下午，一则适合通过渠道传播，二则就算发现了，星期天也是休息时间。如果对方反应不及时，星期一还可以上新闻头条。别以为这些套路我不懂，关键是炒作也就罢了，攻击道门网什么意思？恼羞成怒吗？无论是世俗的事情，还是道家的修身，先都是向内求，自己没本事，光做些下作事。”、“无论幕后操作这个事情的人是谁，不好意思，破坏了你们的好事了。这样炒作和攻击网站的行为，极度缺乏对宗教的尊敬，也缺乏了人在社会的基本道德。我只告诉你们一句：人在做，天在看，迟早要还的。”微博认证为“作家，编剧，导演”的@导演刘猛 转发道门网微博并与官博版聊了一会儿，道门网怀疑网站遭受攻击肯定与这次质疑《道士下山》炒作脱不了干系：“如果此事确认系某人做的，那我就只能召他爹来管教他了。”不少网友评论：“道长，你这是要开坛作法了吗？”、“请家长。。。好吓人啊！”、“竟敢打扰道长飞升！道长收了这群妖孽！”晚20点左右，导演刘猛发微博：“人在做，天在看。最近这几年，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确实验证了这朴素的六个字。做一个善良的人，不要为出位想瞎了心，该得到的早晚会得到，因为想出位去伤害真心帮助过你的人，人在做，天在看，最后结果会很惨。”

共17张    7月16日，中国电影家协会微电影工作委员会在京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康健民、副书记许柏林、秘书长饶曙光，中国影协微电影协会会长谷国庆、中国文联电影电影艺术中心主任胡子光等领导莅临现场，著名导演陈凯歌也以微电影工作委员会名誉会长的身份出席了揭幕仪式。   揭幕仪式中，中国影协领导为陈凯歌颁发了微电影工作委员会名誉会长聘书，并为“中国微电影”书法匾额揭幕。中国影协微电影协会会长谷国庆表示，由陈凯歌这样的电影导演担任委员会的荣誉会长，不但为委员会今后制作微电影提供艺术质量上的保障，也将提升这一官方组织的业内知名度与影响力。   据介绍，中国微电影工作委员会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北京亚细亚影视制作发行有限公司协办，旨在广泛联系国内外从事微电影相关的学者、工作者、业界代表；勤于交流微电影学术理论、行业规范、创作思路；多抓精品引导行业规范性创作；广纳人才培养影视可持续后备力量；宣传评介为微电影搭建平台共谋发展，秉承“规范、交流、合作、创新、发展、服务”的宗旨，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指导下，广结盟、促发展、共繁荣。